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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张家镇马陵之战纪念馆

发布:2015-7-1 9:24:15  来源:莘县信息港  浏览次  编辑:佚名  分享/转发»




 

(照片提供 王朝瑞 中国优秀摄影家 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

  位于莘县大张家镇马陵村和樱桃园乡道口村之间,战国时期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马陵、道口两村相距6公里,皆顺河流向建屋,村中房屋、胡同、道路无一不斜,且拐弯甚多,极为曲致。至今进村后仍极易使人迷失方向。当年著名军事家孙膑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伏兵于马陵道旁,一举打败了骄纵的魏兵,魏军主将庞涓自杀。


认定莘县马陵为马陵之战古战场的主要依据  

     位于范县城西南的马陵,今属莘县大张家镇。认定其为齐魏马陵之战古战场,有以下依据:
  1、郭沫若、翦伯赞、谭其骧、何建章、张习孔等史学大家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台湾三军大学等科研单位对此早有定论,特别是1999年修订出版的国家权威辞书《辞海》明确地将“马陵古战场遗址”置于“莘县”条目之下。在没有新的有力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此说是不宜改变的。
  2、莘县的马陵一带战国时期是齐魏交界处,也是齐攻魏最便捷的路径。齐魏两国直接交战,决不会绕道别国来个大迂回,也不会涉过黄河跑到北面去。
  3、孙膑是鄄人,他的家距马陵只有60华里,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这是他决定在马陵设伏的主要原因。如果在800里外的陌生地域作战,他是不可能如此胸有成竹的。
  4、莘县一带如今是平原,古代却是土丘起伏,沟壑遍地,故古地名中多见“丘”字,如廪丘、认定莘县马陵为马陵之战古战场的主要依据顿丘、牡丘、犬丘、帝丘、茌丘等。土丘经大水多年冲刷,形成许多数丈深的大沟,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葫芦道”。在这种大沟两旁设伏,强弩最易发挥作用。后来黄河向南改道,在黄水的淤积下,沟壑渐趋平缓,但直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沟壑仍未完全消失,车马行其中,远近皆不可见,抗日军民把这些深沟当作天然的交通壕与日寇周旋。据说,距马陵约7华里的道口村是马陵道的入口,一旦进入马陵道,便难辨别方向,故素有“迷魂阵”之称。范县旧志所载咏马陵诗中有“茅屋多斜曲,歧路几回旋”和“两岸阴森一路低,险同函谷塞丸泥”等句,描写的就是这种特殊地形。
  5、马陵的“陵”字,本义是土丘,并由此演变为土堆的坟墓。“陵”字的本义是对马陵一带古地貌的最好诠释。莘县南部一带至今仍有许多
村以“山谷”为名,这是此地当年并非平原的又一力证。
  6、《水浒》中所描写的野猪林就在马陵之北约18华里处。当地旧志记载,古时这里大冈起伏,林木丛生,是荒凉险恶的去处。要知马陵当时的险要,此条可为旁证。马陵旧有黄桑冈,据说即是庞涓自刎处。


莘县马陵与齐魏马陵之战     5、《水浒传》中描写的野猪林北距马陵5公里,十字坡东北距马陵3.5公里,景阳冈东北距马陵50公里。小说中涉及的东西虽然不应作认真考证,但作者在创作时一般都有所本。这一带到宋元时期仍然多有土冈,此事可为旁证。

  三、史籍、辞书和各种史学著述中关于马陵战址的记载与判断
  对马陵之战最原始的记载见于《战国策》和《史记》,但这两部书都是只记述了马陵之战的大体过程,并未直言马陵在何处。后来的研究者对马陵战址各有判断,持“濮州说”者最多,持“大名说”者次之,持“郯城说”者则只有《沂州志》和《郯城县志》。现分别予以介绍,以供研究者参考。
  1、东晋虞喜《志林》中说:“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马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同是东晋人的徐广在《史记音义》一书中则说“马陵在魏州元城县(今河北大名)东南一里。”唐代张守节赞成虞喜之说,否定徐广之说,他在《史记正义》中写道:“孙子减灶退军,三日行至马陵,遂杀庞涓,虏太子申,大破魏军,当如虞喜之说,从汴州外黄退至濮州六十里是也。然赵、韩共击魏,战困于南梁,韩急,请救于齐,齐师走大梁,败魏马陵,岂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说定非也。”以上三说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关于马陵战址的最早的判断,三说中有两说认为马陵在濮州或鄄城北六十里。后来的研究者多是在这三说中决定取舍。判断马陵战址,当以此三说为主要依据。
  2、后来出版的史学著作中,取濮州、鄄城、范县说(即今之莘县说)的有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新注》、张习孔、田珏《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可爱的山东丛书《悠久的古代历史》、文白对照《史记》、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取大名说的有林汉达《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等;两说并存的有《资治通鉴》等。很明显,莘县说在史学界始终占据优势。
  3、在各种辞书、类书中,取莘县说的有《辞海》、《中外史地知识手册》、《山东历史人物辞典》、《文史知识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取大名说的有《文史哲百科辞典》、《辞源》等;两说并存的有《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等。在这些工具书中,取莘县说者仍是多数。
  4、在各种地方志书中,取莘县说的有《东昌府志》、《濮州州志》、《范县志》、《莘县志》、《观城县志》等;取大名说的有《山东通志》、《大名县志》等;两说并存的有《大清一统志》等;取郯城说的有《沂州志》、《郯城县志》等。

  四、莘县马陵一带关于马陵之战的传说
  莘县马陵一带的村民对其他方面的历史知识知之甚少,对马陵之战和孙膑战庞涓的故事却大都略知一二。他们的这些知识不是来自书本,而是得之于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这些传说的可信度虽然不会太高,但无风不起浪,这些经过演义、神化和附会了的传说,一定是以史实作源头的。这里仅举几例,以供研究者参考。
  1、马陵道的传说。古时候,马陵村附近有一道西南、东北走向的大沟,沟的东北入口是道口村(距马陵2.5公里,今属樱桃园镇),西南尽头是黑迷寨(距马陵5公里,今属古云镇),沟的名称就叫“马陵道”。此沟深达2丈多,冈上杂树丛生,沟底是可供两车并行的道路,道口村便因此得名。道口村街似盘陀,道路复杂,外地人入村即难辨方向,人称“迷魂阵”。据说当年庞涓的军队就是从这里开始迷路的。
  2、布袋阵的传说。当年庞涓的军队行进到距马陵10华里的一个村庄时,天已完全黑下来,道路难辨,完全迷失了方向。孙膑早已在此布下了一个布袋阵,伏兵一出,魏军前进无路,后退不通,全军覆没。后来,人们便称此村为“黑迷寨”。大约到了明清时期,村里出了一个做官的人,感到村名不雅,便谐音改成了“文明寨”,一直沿用至今。
  3、黄桑冈的传说。马陵村东原有一土冈,上面长着一棵古老的黄桑树。此树不知栽于何时,老树枯死后,又从根部萌生出新树,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当地老百姓说,马陵之战时,庞涓就是在这棵树下自刎而死的。
  4、藏兵洞的传说。据老年人讲,几十年前,曾在南马陵村一座小庙下发现了一个用青石板盖着的地洞,洞中有水,深不见底。有人从洞中放下去一只鸭子,第二天却从5华里外道口村的一个洞口钻了出来。老百姓说,这就是马陵之战时孙膑挖的藏兵洞。前几年整修街道时,青石板又被推土机掀出。村里人迷信,怕得罪神灵,又将青石板照原样埋上了。至今青石板仍压在一户村民的屋脚下。
  5、锅台村的传说。马陵村东北20华里有个谷疃村,此村曾名“锅台村”,村名来历与马陵之战有关。据说当年孙膑率军击魏救韩驻扎于此,晚饭后在街上散步,见道路两旁有许多被烟火熏黑的土灶。原来谷疃村是个集市,卖吃食的人在街旁垒起灶台,逢到集日,放上锅便可生火做饭。集日一过,把锅揭走,便只剩了空灶台。受灶台启发,一个减灶骄敌之计在孙膑头脑中形成。后来在从大梁后撤时,他命兵士大造土锅台,点火熏烧,然后再逐日递减。庞涓果然上当,孤军深入,终于酿成了马陵之败。后来,村里人为了纪念此事,便将“谷疃”谐音改成了“锅台”。清代,村中一文人嫌“锅台”二字不雅,建议恢复了原村名。但附近村的人仍然习惯以“锅台村”呼之,“谷疃”二字只是出现在官方文件和地图上。
  五、对几种说法的质疑
  在马陵战址的论争中,很少被人提到的郯城说忽然于1991年异军突起,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使一些研究者茫然不知所措。但细细分析起来,持郯城说者所赖以支撑其观点的几个关键性理由其实都站不住脚,不是有悖于史实,就是有悖于情理。现拿出几条略作剖析,以就教于方家。
  1、关于“大胜并莒”。持郯城说者仅凭《战国策》上的“大胜并莒”一语,便断定魏军是要东征,经郯城东去,最后胜齐并兼并莒地,这实在有点无视史书记载而强加于古人。马陵之战的起因是魏攻韩,齐自后击魏救韩,魏怒齐屡屡干涉其军事行动,遂起倾国之兵与齐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魏军必尾追齐军而进,走哪条路并不由魏军决定,而是看齐军朝哪个方向撤退。此时的齐军必须尽快撤入本国境内,然后利用熟悉的地形智取魏军。故齐军撤退的方向只能是东北,绝不会向东经宋、楚境内撤至郯地。从魏军方面说,向东直奔郯城,途经数国之地,又远离本土,庞涓应不会犯此兵家大忌。只有在齐魏交界处,在自家大门口,他才敢于孤军深入,兼程追击齐军。且郯地距外黄近800华里,根本不可能如史书中的说三日撤至。这是一般常识,无须作过多论证。
《战国策》确有“大胜并莒”一语,原文说,魏太子申率军过外黄,徐子劝他道:“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你现在是太子,即使打败齐军并进而将濒临海边的莒地也兼并过来,你最好的结局仍然是继位为王。如果失败,则魏国疆土不保,你为王的希望也将化为泡影。“并莒”在这里是打到海边、占尽齐地的隐语,如果理解为魏攻齐的目的,就未免失之偏颇了。
  2、关于马陵之战真伪。有个别持郯城说者认为,马陵之战和桂陵之战可能是一回事,历史上本无马陵之战。理由是:据《孙膑兵法?擒庞涓》中说,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已经作了俘虏,怎么能在马陵之战中重新出现?这一疑问看似有理,实则片面。古代作战,一般是不斩杀被俘的敌方大将的。直到民国时期,这种做法仍在沿习。直系军阀孙传芳挟愤处死了奉军大将施从滨,天下一时哗然。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卧薪尝胆10年,终于击毙孙传芳,报了杀父之仇,却被判无罪释放,这是从古至今不杀被俘敌方主将这一惯例的明证。庞涓为人凶暴,尚且只将孙膑致残,不取其性命;以孙膑的胸襟,更不会将被俘的庞涓杀死。庞涓获释后又参加了魏、韩和魏、齐之战,此事顺理成章。正是因为庞涓曾经被俘被释,马陵兵败后无颜再做俘虏,故而情急自刎,这完全符合他气量狭隘的性格。如果将庞涓被俘后重新出现在战场上作为否定马陵之战真实性的证据,无疑是太武断了。
  3、关于“隘塞死地”。持郯城说者将《孙膑兵法》中的“隘塞死地”一语作为郯城马陵山是马陵之战发生地的力证,未免有些以偏盖全。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像马陵山那样的地形才适于设伏,其他地方均无可能。这里提几点不同看法,以供商榷:第一,《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马陵”条下只字未提郯城;在“马陵山”下单独地说了郯城,却只字未提马陵之战,并说马陵山“亦作马岭山”。而史书中说到马陵之战时,地点只有“马陵”二字,绝口不提“山”,这说明古人将石质的“山”与土质的“陵”分得十分清楚,丝毫不容混淆。第二,据说马陵山的独龙涧有葫芦峪,状似大口袋,有进路无出路,庞涓即死于此。可是,庞涓在军事上虽然不如孙膑,但也是鬼谷子的门生,学过兵法,又有多年作战经验,总不至于蠢到大睁两眼带着十万大军往一个死胡同里钻吧。第三,《史记》中明明说“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而郯城马陵山的独龙涧两山之间的距离不下数百米,在冷兵器时代,靠弓箭是很难射杀沟中的敌人的。莘县马陵一带沟深坡陡,古时沟深在5米以上,沟宽只有几十米,与《史记》中所说的“马陵道狭”相符。在这种地方设伏,正可展弓箭之长。
  4、关于郤氏铜戈。据持郯城说者披露,郯城一带曾出土一枚铜戈,上有阴铭“郤氏作”三字,他们断定此戈为马陵之战时魏军所遗。这种说法又难脱张冠李戴之嫌。众所周知,郤氏是春秋时期晋国世将,三家分晋后未再见有郤氏为将的记载。马陵之战距郤氏为将已过去250余年,如何能有郤氏铜戈遗留在马陵古战场。合乎情理的解释是:春秋时期,齐、晋两个大国之间战事频繁,晋军向东曾多次深达齐国腹地。如公元前589年晋军败齐军于鞍(今济南),公元前555年晋军败齐军于平阴,公元前485年晋军侵齐之祝阿(今济南西南)等等。晋军曾到过沂蒙山区,在那里遗下些铜戈、铜刀、铜箭头之类是完全可能的,岂可将晋国遗物随心所欲贴上二百余年后的魏国标签。


马陵之战遗址在莘县

   马陵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有影响、最为辉煌的经典战例之一。这场战争发生在战国中期(公元前341年),起因是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遂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攻魏救韩,实质是齐、魏两国争夺中原霸权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齐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军事实践家和军事谋略家孙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以虞待不虞者胜”和“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思想,实施“必攻不守”、“营而离之,并卒而击之”的战略,设计“逐日减灶”示弱之假象,诱敌进入设伏马陵之战场的策略,大败魏军,庞涓自刎,魏太子申被俘。《史记·孙子列传》记述:“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马陵之战,一是充分展示了孙膑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料敌计险,必察远近”,表明其对战争规律的把握和驾驭战场的能力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二是齐、魏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从此产生了质的逆转,魏衰齐兴,对战国时期整个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创造的“覆军杀将”歼灭战范例,使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折服,令世人津津乐道。
   关于这场战争战址在何处的问题,由于史书记载不详,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元城说”、“大名说”、“莘县说”、“范县说”、“郯城说”等诸说。但据史书记载、专家研究及民间传说,大多倾向“莘县说”,或认定战址在莘县。近年来,随着新版《辞海》(199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面世,马陵之战战址这一学术界长期探讨争论、悬而未决、众说不一的问题,被首次予以明确定论。修订后的“莘县”条目释文内容中有:“莘县,在山东聊城市西南部。……古迹有马陵古战场遗址,建有鲁西北烈士陵园。”
   《辞海》是一部兼有字典和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书,“对学术问题有定论的,按定论介绍;尚无定论的或有争议者,则作客观介绍,概括叙述,或仅介绍现有的不同看法,尽量避免给读者以片面的或者错误的知识”(录自《辞海》前言)。上述旨在说明《辞海》编纂的内容具有科学性、权威性、严肃性和可靠性。《辞海》定论马陵古战场遗址在莘县境内,相信定有其史料文献依据,是有关专家、学者论证形成的学术共识。
   此外,2002年图文版文白对照《史记》(青海人民出版社)“马陵之战”示意图中所标“马陵”的方位,正是莘县境内大张家镇马陵村所在的位置,也再次证明了马陵之战遗址在今之莘县。

(韩志平)(原载于2005年2月19日《联合日报》文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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